2020年11月8日，第64期北大新闻学茶座在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集贤宾馆集贤厅举行。新加坡学者、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卓南生教授围绕新著《东亚新闻事业论》，分享他对新闻史论研究的起点、方法与方向的思考。茶座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大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教授程曼丽主持。
图1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大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教授程曼丽主持茶座
《东亚新闻事业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0年9月出版。此书是卓南生教授在其日文著作《東アジアジャーナリズム論——官版漢字新聞から戦時中傀儡政権の新聞統制、現代まで》 （《东亚新闻事业论——从官版汉字新闻、战时傀儡政权的新闻统制到现在》）基础上，面向中国读者的中文增订本（增加约一倍的篇幅），也是其代表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获中国新闻传播学会奖第二届“卓越学术奖”）的姐妹篇。作者员工时代的恩师、高龄九旬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荒濑豊教授誉之为“开拓东亚媒体研究沃野的金字塔之作”。
程曼丽教授介绍，《东亚新闻事业论》是卓南生教授近20年来的心血之作，凝聚着对新闻史论研究的学理思考。程教授还转述了方汉奇先生阅后对此书的评价：“大作论证绵密，弥补了新闻史研究的重要空白，可敬可喜可贺！”
图2卓南生教授新著《东亚新闻事业论》
“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的“范式”
《东亚新闻事业论》内容分为四部分。卓南生教授指出，前两部分正如《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一般，是“论从史出”的典型例子，即明确史观，结合历史背景，读破“碎片化”的原始资料（一手资料或准一手资料）。在第一部分“近现代华文新闻史的探源与发现”中，通过对报刊原件和准原件的追溯与考究，卓教授分析指出，中日两国近代报刊之诞生，并非出自两国的“内因”，而是来自“外因”。被日本新闻史奠基人小野秀雄视为“与《官板巴达维亚新闻》一样”，同属“我邦（指日本）报纸的祖先”的“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其原报正是来自欧美传教士和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被迫“开埠”的港口或已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所办的中文报刊。中日两国所接触的“近代报刊”的“原型”和时期是相近的。例如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首家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传入日本后翻刻为《官板中外新报》。其特点是西方传教士与商人为维护“西人在当地的共同利益”办报，将舆论导向与其母国的对外扩张“国策”紧密挂钩，形成“国益论”和“双重标准”的办报“范式”。
中国的反应：力求“华人资本、华人操权”
此后，中日两国往后的报人怎样看待这些“范式”？是毫不保留地接受与继承，并发扬光大，还是审慎地吸收其办报概念，并从中摸索和掌控“新报”之道？卓南生教授指出，针对外报在中国的创办和发行，中国报人和报学研究者固然对之评价不一，但总体都相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报界先驱王韬等在《循环日报》发刊词中打出了“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鲜明旗帜，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抨击在华外报之言论与流弊。换句话说，早期的中国近代报业史，其实正是一部中国人要求摆脱外国势力对传媒的控制、争取言论自由，从而表达国家民族意识的斗争史。
日本的反应：从“义战论”到“大东亚解放论”
至于日本的反应，在本书第二部分“日本的新闻学与大众传媒”中有典型且深入地呈现。卓南生教授通过日本媒体对明治维新100周年和150周年纪念的评价、日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观”的辨析乃至对今日日本主流媒体有关国际问题（包括中日关系）的报道与评论的考察，发现“国益论”与“双重标准”始终占据着日本主流媒体的主线，并深刻地影响着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的知识界。他们沿袭西方的“近代化模式”，走“富国强兵”路线，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媒体与“国策”捆绑，扮演“战争协力”角色，甲午战争以来用“义战论”与“大东亚解放论”合理化对亚洲的侵略扩张。
应“从全盘否定大东亚战争出发”
为何战后日本知识界（包括“开明人士”）没能摆脱战前史观与洋人的办报“范式”？卓教授分析，一是对战前未进行彻底反思，二是“本能地”为侵略行为翻案。他不无遗憾地指出，环顾当时日本学界、论坛的知名人士，特别是与“亚洲”有关的人士，几乎毫不例外地曾卷入“大东亚战争”的“总动员”当中，并扮演其相应“协助战争”的角色（详见本书第二部分第二章）。在战后宪法与“民主化改革”措施和民众运动热火朝天开展的大格局下，日本知识分子顽固坚守战前思想者固然有之，投身于战后的民主运动，努力改造自己和社会，并以崭新姿态出现者不在少数。但与此同时，只是迫于战后形势，摇身一变（或者表面“转向”，内心充满矛盾）成为“开明派”或“前卫者”也大有其人。卓南生教授表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留日青年固然十分敬重这些名学者与名报人，也设法理解他们的处境与所处时代的影响和战后反思的局限性，但不会因为对方的名气或者所举旗号就轻易对其自圆其说的“学说”信以为真，遑论尊他们为偶像并直接或间接推售其惑人的“智慧”与“学知”。
卓教授赞同京都大学已故知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应“从全盘（而非部分）否定大东亚战争出发”，方能清算战前思维的观点。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典范
在辨析中日两国报业先驱对这“新报”范式的不同反应与实践之后，本书将视野投向作为近代华文报刊发源地和欧美前殖民地的东南亚，勾勒并探究东南亚华文报业独特的发展历程与难题。卓教授解释道，从表面上看，东亚新闻事业的起源与东亚媒体的走向似乎欠缺关联，但通过对上述课题长期的观察与研究，时常可以发现不少古今东亚新闻事业的共同点，以及两者相呼应的痕迹与现象。他指出，不管是美国在华第一家华文报纸《中外新报》的“国益论”与“双重标准”的编辑方针，或者是汪伪政权的新闻管制体制及其自圆其说的新闻理论，人们都不难从中发现迄今仍不过时的有关国际新闻媒体本质及其功能的论议。
卓南生教授强调，历史研究的起点是找准自我定位，在探讨研究的“方法论”之前，要先弄清楚为何研究，为谁研究，接着，通过“大翻书、乱翻书”的过程培育“问题意识”，搜集原始资料，告别概念游戏的迷思，脚踏实地回归历史现场，摸索梳理碎片化史料的路径。这也是卓南生教授结合半个多世纪以来与中日学界、知识界的交流与体察，在《东亚新闻事业论》第四部分“与青年学者分享研究的苦与乐”中展现了长期以来对新闻学理及新闻史研究核心问题与方法论的沉思与辨析。
本次茶座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共同主办，采用线上线下会议相结合的方式。来自北京大学、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山东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河北大学、北京工商大学、首都经贸大学、日本龍谷大学和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等海内外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和青年教师出席茶座，围绕《东亚新闻事业论》及新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史观、史料和方法进行交流与探讨。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论团队特训班同窗会会长刘扬作为本次茶座评议人率先发言。他认为，《东亚新闻事业论》不仅是继《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之后又一部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典范，而且展示了一种广阔的、从新闻事业维度审视西方列强与东亚关系的研究视野，本书没有抽象的理论和高深的概念，却在史料的挖掘与研析中展现了学术的严谨与负责，在啃尽史料中成就一篇又一篇的“打深井”之作，其对于近代西人在华报刊“国益论”和“双重标准”办报“范式”以及中日近代报刊相似起点却不同发展路径的揭示，打通近代与当代、贯通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世界，不仅证明一国控制本国舆论主导权对于维系自身独立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必要性与艰巨性。同时，他指出，卓教授十余年来一直借助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办的各类学术活动悉心指导、热情鼓励青年新闻史研究者，本书第四部分“与青年学者分享研究的苦与乐”是这种关爱与期望的集中体现。
围绕史观、史实、史料热烈讨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史论团队特训班同窗会首任会长毛章清指出，作为一本论文集，《东亚新闻事业论》有着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全球视野、批判精神、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一手史料和回归历史现场是理解这本书的关键词。
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史论团队特训班同窗会副会长李杰琼指出，贯穿于《东亚新闻事业论》的思想性是把握史观、史实、史料三者关系的重点。卓南生教授注重对一手原件的考据、考证，治学态度严谨，但也会被所谓“史料派”的标签遮蔽了他论著中高度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体现在通过对中日近代报刊不同发展路径的细致比较，通过对日本新闻事业（特别是对亚洲邻国的新闻报道论调）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深入分析，持续地剖析新闻传播实践在西方现代化向全球扩散、复制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深远影响，审慎地站在历史大是大非的立场上质询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暴力性和非正义性。
图3北大新闻学茶座（64）现场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咏梅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汪前军副教授、广西大学williamhill英国威廉希尔李时新副教授、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金强副教授等结合各自的研究体验，就史观从而何来、问题意识与学术立场、结合历史语境“读破”碎片化史料的方法与卓南生教授进行了远程对话。茶座活动在热烈讨论中落下帷幕。
撰稿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松蕾
